马山县周鹿中学是一所经历了61年风风雨雨历史的中学，校址座落于周鹿镇周鹿街北面的土坡上。登高鸟瞰，群山合揽；临视，背山面水。北靠雄奇峻秀的石崇山脉，其雄雌二岭，形如慈母抱儿之姿，周鹿中学于是成了慈母怀中的宠儿。南隔蜿蜓曲折的北辰河，与独秀山遥遥相望。独秀峰有如倚天宝笔，正待抒发豪情壮志；北辰河恰似银制绶带，急欲献给振世英才。
校园占地一百四十亩，长年绿阴如盖，四季花果飘香，房舍整齐，鱼池棋布，环境清幽，景致宜人。教学区、住宿区，各处建筑群落虽然大多斑驳陈旧，却也错落有致；绿化带、果树园，各种花草果木虽然缺少名贵品种，却也布局合理；文体活动中的设施简而不陋；劳技场地上的农科品种虽显单调却极富乡土气息；鱼池清浅而观鱼别具风味。
说是校园，也是花园，还是果园。校园是针对整体结构而言的。因为这里人们的整个生活过程，从工作、学习，乃至休息，时时都是沐浴于花草与果树的芬芳之中。径旁路边，房前屋后，塘堤池岸，山脚坡顶，畦头垄尾，文体活动场地四周，处处不是花卉就是果树。或一行行，或一排排，或一片片，整齐规范，美观大方，处身其中，令人顿生“校园就在花园果园中，花园果园就在校园里”的感觉。春日群芳竞艳，蜂飞蝶舞；夏至浓荫匝地，清凉可人；秋来果满枝头，馨香远溢；冬季翠绿不减，春意犹浓。不论何时涉足校园，都会使人感到别有一番情趣。难怪很久以来，人们就一直盛传着：周鹿中学是一块钟灵毓秀的宝地。
“周鹿”这一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吉祥的象征。说起这一个名字，可有一番鲜为人知的来历呢。
据史料记载，那马、周鹿得名始于明代。当时这里归思恩土州管辖，尚属土司制度。在土司统治的领域内，土地全属土司所有，土司将土地计口分给峒民(农奴)耕种，以峒民所负担的劳役不同而将土地分为兵田、马田、画匠田等。峒民除交地租外，还要负担一定的徭役，如种兵田的就要世代为土司当兵，种马田的就要世代为土司养马、割马草。壮语称“田”为“那”,称“马田”为“那马”。那时，这里是土司的马田，所以就叫那马。洪熙元年(1425年),思恩土州知州岑瑛将辖地划为13个堡，那马堡是其中之一。嘉靖7年(1528年)废那马堡，设那马土司。清同治6年(1867年),改土归流，废那马土司，设那马厅，厅治设在石塘。民国元年，与定罗土司合并为那马县，县治设在石塘，民国5年(1916年)才迁到周鹿。明正统年间，岑瑛在现在的周鹿街“垒城堡一座”。相传岑瑛常用此地做围猎场，所获活鹿多囿于此，叫做守鹿。土音讹守为周，所以就叫做周鹿。
现在周鹿中学的校址，传说就是当年岑瑛的鹿囿。鹿历来被视为一种吉祥之物，这大概是鹿与禄谐音的缘故。于是，守鹿就被视为守禄，意即守住俸禄。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散文中，讲到家人送他进三味书屋读书时，写了这样一件很有趣的事：“中间挂着一块扁道：三味书屋，扁下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那扁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为什么对鹿行礼算是拜孔子呢?因为读书获禄，是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的鹿(禄)象征着孔子的思想，拜鹿自然也就算是拜孔子了。
那马县地处穷乡僻壤，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清代以前，无所谓官学，只有一些民间私塾。到了晚清，才开始有一些初具规模的小学堂。民国以后，小学教育有所发展。到二十年代末，全县各乡都办了一至二所初等小学校，全县有了三所高等小学校。但全县仍没有一所中学。所以，本县的高等小学毕业生，要想继续升学深造，非远离家乡到外县求学不可。这样一来，学生所需费用较多，只有中等生活水平以上的人家子弟才能升学，贫寒人家的子弟则只能可望而不可即。所以那时候全县高中毕业生屈指可数，大学生更寥寥无几。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旨在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对此无比愤慨。面对国破家亡的威胁，全国各地大批爱国志士，为拯国家于危难，为救同胞于水火，纷纷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斗争中去。家乡的志士仁人，也以各种不同的救国救民方式，为正义而呐喊，为真理而斗争。兴教办学，唤起民众，于是也就成了家乡一批有识之士效忠国家的一种形式，他们纷纷向县政当局建议，发展那马县的文化教育事业，“改进农村”,“职教救国”。发展教育事业，关键在解决师资问题。未解决师资问题，那马县于1932年设立了一个师范讲习所，同时着手筹办一所师范学校。
要办师范学校，哪来师资?当时文化知识水准较高的人都是在县政府任职，人们于是都从县政府公务员身上打主意。最后决定由县政府教育科长张荫材任校长；教员也多由政府公务员兼任。关于校址，他们相中了当年岑瑛的鹿囿，选择了这块能够守禄(鹿),自然环境清幽的宝地作为育人建校的地方。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积极筹备，经历了时代风风雨雨的磨练，那马县乡村师范学校(简称乡村师范),终于在1933年10月6日，在周鹿这块热土上诞生了!她，就是现在的马山县周鹿中学的前身!
这是那马县创办的第一所中等学校。她的创办，标志着家乡人民的新觉醒，是家乡人民结束蒙昧愚弱迈出的第一步。从这一天开始，家乡的山山水水，家乡人民的精神面貌，开始跟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学校和其他事物一样，当它刚刚诞生的时候，也是弱小的。能否存活下去，还得看它能否经受得起风风雨雨的磨炼。
1933年秋，乡村师范招收了一年制新生一个班共50人——一个小生命哇哇落地了。
1934年秋，学校更名为那马县立乡村简易师范学校(简称简易师范),学制二年，招收新生一个班共50人。这说明了母校一年来是经受得起考验的，是有希望的，表明了多灾多难的祖国对她的信任，淳朴善良的故乡人民对她的信赖。简易师范的学生，学完两年课程，考试合格，还须参加为期六个月的军事训练，才能领到毕业证书。这批学生毕业后，有的在乡村小学教书，为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有的避黄浦军校学习，后来成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军事指挥员，为国家为民族建立了功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抗战需要大批人才。1938年夏出任广西省教育厅长的雷沛鸿先生，为了快出人才，决定创建一批四年制国民中学。国民中学分前后两期，每期修业两年，各期均单独发给毕业证书。省方指定隆山、那马、平治三县联办一所国民中学，校址设在那马县城周鹿。后来，隆山县向省方力争，要求单独设立，获得批准。于是那马和平治两县联办，校名定为“那马平治两县联立国民中学”(简称那平国中),校址仍设在周鹿，省方派周克邦来任校长。
同年秋，那平国中开始招收前期班新生一个班。每年分春秋两季招生，每季招收一班，并同时招师范生一个班。生源均为两县高小毕业生。前期班相当初中程度，所修课程与初中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国中不开设英语课，增设“乡村建设”这一门课程。
1941年春，周克邦调离，符瑞五接任校长。符是本省容县人，国立暨南大学毕业。1942年春，符调离，由黄宗范接任校长。1942年秋，平治县单独设立国民中学，于是那平国中改为那马县立国民中学(简称那马国中)。
1943年春，黄宗范调离，吴宗泰继任校长。吴是本县林圩人。从1944年春季招收新生开始，也就是从那马国中第四班起，改为四年制国中班。1946年春，那马国中遵令改制，以期同全国学制统一。学校改为初中，校名亦改为那马县立初级中学，原来的四年制国中班也改为三年制初中班。
1947年秋，吴宗泰调离，由陆榕树接任校长。陆是扶绥县人，是进步人士，现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
1948年秋，陆榕树调离，黄建成继任校长。黄系上林县人，地下党员。当时学校建立了党小组，小组长是胡方明(胡仲仕)。该小组直接受右江地委的领导。这时的那马初中，是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站。在此期间，那马初中党组接送过一些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为那马县地下党和游击队提供了不少军事政治情报，为人民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的学生李瑞宝、徐汉德(徐世郁)就是负责传送情报的联络员。由于受到那马县政府的怀疑和特务的监视，地下党员于1949年3月开始撤走。黄建成于7月撤离后，校长由原教导主任覃骏惠继任，直至那马县城解放。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年代里，战事纷扰，政局动荡，但是学校却从始至终坚持着办下去，从不间断。1944年冬，日冠作垂死挣扎，进犯那马县城周鹿镇，骚扰三个多月。次年4月，日寇再次进犯，三天后始撤退：面对日寇的进犯，母校两次被迫迁移，一次迁至共和乡香林街，一次迁至贡川乡的龙口。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母校牢牢地扎根于父老乡亲这块沃土里，长成了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狂风吹不倒它，暴雨冲不垮它。
1949年12月8日；那马县大队进驻了周鹿，那马县全境获得了解放。与此同时，那马县人民政府也从贡川迁至周鹿。新的县人民政权开始了各方面的接收工作，当然也包括接管学校。不久，县政府派梁健到那马初中任校长。
1950年初，广西省教育厅根据中央有关改革旧教育工作制度的指示精神，结合广西的真实的情况，迅速作出了决定：以建设新教育与维持改造旧教育为1950年工作任务，首先以维持改造旧教育为上半年的工作中心，各级学校要为工农开门。
这个决定，给处于新旧交替时期正在举棋不定的那马初中指明了下一步棋该走的路。
首先是确立了师资来源的途径。按照上级有关指示精神，学校对原那马初中的全体教职员工原班人马，一手包揽了下来。向他们讲明了党和人更多民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有关政策，团结、教育和帮他们；让他们解除思想顾虑，安下心来，大胆的放手做好本份工作，为新生的祖国效劳，为人民服务。那马初中的教职员，这些从旧学校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教育和帮助下，放下了包袱，在为新教育服务的岗位上，开始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有了教员，那么生源问题该怎么样才能解决?新生的国家急需大批有理想、有文化知识的人才。事不迟疑，时不我待。学校果断的作出决定：回收“半成品,尽快回炉加工，使之成为正品。学校发出了紧急通告：凡解放前夕在那马初中肄业或提前毕业的学生，见本通告后，请迅速回校报到，学校将根据各人的详细情况，重新编排班级，安排就读。通告一发出，就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学生家长的支持与拥护。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大批学生纷纷返回学校，参加编班就读，学校很快又恢复了元气，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这一年，学校还招收了两班新生，按顺序编为第14班和第15班。
然而，事物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总要伴随着曲折。就在学校刚刚显露出新生后的一丝生机，那马大地又经历了一场大风暴——土罪暴乱。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中，那马初中旗帜鲜明地站在新生的革命政权一边，站在人民一边。学校将师生分为若干组，下乡宣传党和政府对土匪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欢迎土匪自新”等政策，给剿匪部队当向导，送情报。土匪暴乱很快被平息了。那马初中在这场风暴中，又经受住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1951年7月，那马县和隆山县合为马山县。并县后，县政府驻地为原隆山县政府驻地的白山镇。原隆山县立初级中学遂更名为马山县第一初级中学(简称为马山一中),原那马县立初级中学则更名为马山县第二初级中学(简称马山二中).县政府派程德昭到马山二中任校长。
1952年，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学校除了坚持正常的上课外，还抽出一定的时间让学生到农村去锻炼。他们白天和土改工作队一起为农民丈量土地，晚上教翻身农民唱歌，教他们识字学文化。
那时候，学校生活很紧张，但紧而不乱，紧中有乐，乐趣无穷。黎明起床，以班为单位集合跑步出学校，经南门，绕车站，过矿站而至独秀山脚；以班为单位做操，然后分散洗漱，再集队回校。接着是紧张的学习。课外活动或晚饭后，必须做的工作是管理蔬菜。但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去，而是轮流劳动。大家管理得认真，蔬菜长得很好，除了自给，还有剩余的菜拿到街上卖。校友们回忆起当年的这段生活，至今仍历历在目。
1953年，随国民经济发展的恢复和国家财政的好转，教育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到五十年代中期，学校已经是拥有10多个班级、500多人的较大规模的学校了。
1956年秋，由于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马山一中改为完全中学，名为马山县中学，开始招收高中班。与此同时，全县还增办了几所初中。马山二中于是又改名为马山县第一初级中学(简称马山一中)。
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学校的工作是很出色的，学生思想觉悟高，学的本领实在。那些年月，人们的生活确实很艰苦，工作、学习也很紧张，但心里却感到很踏实。生活规规矩矩，学习认认真真，工作勤勤恳恳，一切都真正体现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精神。
1957年，全国性的反斗争开始。1958年下半年，学校的一些领导和教师被错误的划为。由于错划，把这些人清除出校，教育事业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些冤案错案才得到改正。但是这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已不在人世，活着的人也多是年老体弱多病，不能再拿粉笔站讲坛了。这是多么沉痛的历史教训啊!
1958年秋，由于左倾思想的指导，全党全民大办钢铁，提出了“超英赶美”、“”等口号，因此学校的正常秩序完全被打乱了。到处是浓烟滚滚的小高炉群，师生们卷进了大办钢铁的狂潮中，变成了这支无效劳动大军的成员。学校停课，师生日夜奋战，伐木烧炭，挖矿炼铁，以劳代学取代了教育方针，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59年底。
这年10月，校名更改为马山县周鹿初级中学(简称周鹿初中)。覃绍福调任为马山大学校长，潘启清任周鹿初中校长。1960年，学校招收了两个高中班新生，校名于是改为马山县周鹿中学。1962年春，高中班并到马山中学，母校又恢复周鹿初中这一校名。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国家出现了三年的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党中央号召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师生们为国分忧，上山垦荒种粮劳动占去了教学的大半时间。
为争取国民经济的尽快好转，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学校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八字方针，对原有班级，教学计划进行整顿，下放六个班300多学生，充实了农业生产第一线年下半年，国民经济情况开始好转，学校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这一良好的状况，一直延续至1966年春。
1966年夏，史无前例的开始，学校秩序大乱，没有办法进行上课。师生先是成群结队的离开学校，去进行所谓的革命大串联；之后是分帮结派，进行辩论，最后发展为流血的武斗。不少学校领导和教师被当作专政对象，随意被揪去批斗，有的被打至残，有些甚至被杀害。这种混乱现象，导致了学校名存实亡。
1968年春，学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邓锡盛任主任。这是党政合一的机构，也是学校最高的领导机构。
1969年秋，学校招收了六个高中班的新生，学校又恢复了周鹿中学的校名。学生升学不须考试，由生产队、生产大队推荐，公社批准，就可升学。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未国家恢复升学考试时止。学校使用的是区编教材，学制高中、初中均为二年。
七十年代，母校的工作是很出色的，在区内外颇有名气。近的区内各地、县，远的如广东的海南(现为海南省),贵州的遵义、都匀等市区，都曾组织教育考察团来考察。广西教育学院长期与母校挂钩，探讨教学方面的规律，进行科研方面的试验。那时，虽然没有高考升学的压力，但母校对教学工作从没有丝豪放松，教师认认真真地教，学生扎扎实实地学。高等学校恢复升学考试后，母校学生这种坚实的学习基础，充分显示了它的威力，取得了高考的好成绩。
那几年，由于母校紧紧围绕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合格的。这些人在学校时是好学生，到社会上是好公民。他们思想过得硬，知识学得牢，体质好。一旦需要，召之即来，来之顶用。
1978年春，邓锡盛调到南宁地区教育局工作。此后至八十年代末，学校领导变动比较频繁，先是韦运寿，后是黄日安、杨敏德、韦元江、张家祥、韦永儒相继接任校长。
县确定马山中学为重点中学后，母校生源严重不足，质量起点很低，高考升学人数一度落入低谷。八十年代，高考升学率较低，但由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出一大批学到真实本领的劳动建设人才。如今，他们有的是养殖专业户，有的是种植专业户，有的是个体工商户。他们在广阔的天地里大显身手，为国家创利，为人民造福，是繁荣地方经济的生力军。更多的校友是在教坛上默默的耕耘，八十年代毕业的校友，现有400多人在中小学任民办、代课教师，他们战斗在最艰苦的地方，是贫穷山区改变愚弱落后状况的前沿哨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母校贯彻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压缩高中，扩大初中，把教学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教学为主，抓教育质量上来。由于全面贯彻落实了党的教育方针，重视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校风校容得到根本好转，教学质量逐步的提升，勤工俭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进入九十年代，出外打工热的浪潮冲击了校园，校园不再是一方宁静的净土，新的读书无用论占据了不少学生脑际的空间。部分老师厌教，不少家长厌送，不少学生厌学，新的教育危机露出苗头。针对这一些状况，母校多次召开家长会议。大力宣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使家长真正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变厌送为喜送，争相督促子女上学。学校反复动员师生，稳定大家的情绪，变厌教为喜教，厌学为喜学。使读书无用的论调在校园里无立足之地，学校越办越好，变成四方仰慕的一块育人宝地。
如果你有机会走进周鹿中学的会议室里，映入你眼帘的，将首先是四周墙壁上那琳琅满目的锦旗、奖状和镜屏——这些记录母校全体师生员工辛勤劳作的丰碑。当然得承认，它们还远远没有记录下母校六十一周年全部历史的功绩。由于年代远久的缘故，由于历史的原因，它们记下的，仅仅是近十多年来母校走过的一段足迹。但纵使这样，它们也足以告诉人们，在已经过往的岁月里，母校走过的历程，并非都是坦途，并非都是风和日丽，而是一路充满了坎坷，一路充满了风雨。母校每迈出一步，都必须付出艰辛，都必须挥洒汗水，甚至流淌血滴。然而也正因为这样，母校所迈过的每一步，才会步步皆脚踏实地，才能步步皆站稳脚根，因而才会留下一个个深深的脚印。是的，母校总是这样，如果前脚没有站牢，后脚是决不会轻而易举迈出的。
无须再过多的去查阅陈年的皇历，无须再过多的去打扰历史老人。“一叶落知天下秋”,让我们就以近年来母校师生汗水的结晶暂作一个阶段的小结吧。
1991年，母校的高考从低谷中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荣获了南宁地区教育局颁发的高考进步奖。
1992年，母校“更上一层楼”,荣获马山县教育系统先进单位称号，再次荣获南宁地区教育局颁发的高考进步奖，还荣获了南宁地区文明学校的光荣称号。
199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陆军参谋学院政治委员张明远中将，率领全国人大义务教育检查团到母校进行工作检查，给予母校高度的评价：“周鹿中学治校有方，管理有术，全国少有这样好的农村中学。”
199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陆军参谋学院政治委员张明远中将，率领全国人民义务教育检查团到母校进行工作检查，给予母校高度的评价：“周鹿中学治校有方，管理有术，全国少有这样好的农村中学。”
这就是近三年来母校给历史留下的足迹。或者说祖国和人民给母校留下的光荣印记。还有啥东西比得祖国和人民赋予的荣誉更值得令人自豪的呢!
思往昔，六十一年，弟子逾万；看今朝，故园春色日益新，桃李芬芳总是情。方方面面，堪以告慰。
“战斗正未有穷期”,母校的路正长。六十一年，仅仅是母校征程中短暂的一瞬。我们坚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母校的弟子将会更加奋发有为，母校的进步将会更加不可估量，母校的声威将会更加传扬四方，母校的前程将会更加光辉灿烂。